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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背景下的贸易保护趋势及中国贸易政策的选择的论文

 时间:2020-04-24 06:51:01 来源: 
经济危机背景下的贸易保护趋势及中国贸易政策的选择的论文

经济危机背景下的贸易保护趋势及中国贸易政策的选择

 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两个基本论点是:(1)自由贸易能最大限度地增加世界福利;(2)一国的单边贸易自由化能最大限论文联盟http://度地增加自身福利。但是,真实的经济不是新古典理论的无摩擦平面,纯经济学模型显然忽视了国家作为政策制定者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因素。以多种形态存在的贸易保护政策从未消失。即便是在wto诞生后,人们所期待的平和、有序、共赢的局面也没有出现,相反,国际贸易摩擦却频繁发生。   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重塑国际收支平衡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带来长久稳定的基础,成为了学术界关注的现实政经问题。2009年后,各国政府对贸易保护的谴责不断加强;对我国汇率机制导致的“贸易保护”形式更成为了争论的核心。事实上,各国在反对贸易保护的同时,却又采取着不同形式的贸易保护政策,国家间在贸易政策上的合作似乎无法形成。   为此,笔者将通过多阶段博弈决策的分析,解释贸易保护政策将成为未来几年不可避免的趋势,以及我国在汇率方面最有可能采取的选择。      一、文献述评      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贸易保护政策产生于国家内生的政治过程。早至20世纪初,schattschneider(1930)便强调了产业利益集团在1930年美国关税法案的修订及引发贸易战的“smoot-haw-ley”法案的诞生中所产生的影响。随着20世纪80年代“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影响的经济分析逐步发展完善。WWW.11665.cOm由于政府与公众、个人与集体之间存在着利益分歧,产业利益集团能通过众多方式向政府决策者施加政治影响与压力,贸易政策实为利益集团游说政府的结果。grossman和helpman(1995)提出了正式的贸易战模型以研究大国间的贸易争端。该模型通过非合作的关税博弈过程,模拟了国内利益集团与政治环境如何导致了政府间的贸易争端。但是,基于美国政治体制得出的模型具有很强的局限性,以利益集团和选民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模型显然不符合我国政策制定的过程。我国学者盛斌针对我国的政经体制,将贸易政策视为中央政府决策的权力范畴,以不同行业的贸易保护水平作为实证研究对象,修正了grossman对我国贸易保护研究的结论,建立基于我国民主集中制度的实证模型,奠定了研究我国贸易政策的基础。综上,现今学术界倾向于贸易保护政策是政府在国内与国际层面双重博弈的结果。        笔者认为以静态效用最大化模型求解出的博弈均衡不能很好地刻画政府真实的决策过程,原因如:(1)国际与国内层面均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政府无法获得先验的有效数据;(2)决策者“有限理性”的选择与效用最大化为基础的模型产生矛盾;(3)“隐性”贸易保护政策造成的影响难以度量且影响巨大;(4)未考虑政府在舆论压力下做出的“相机选择”的非理性决策。笔者希望通过对贸易主体之间的动态博弈过程的探讨,以真实地还原贸易保护政策制定的过程,并解释在国际经济危机背景下不可避免的国际贸易保护发展趋势。      二、决策模型      (一)界定博弈主体   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恶化,各国对贸易保护的探讨也日渐增多,且矛盾集中于欧美对中国贸易保护的谴责与制裁。g20匹兹堡峰会以宣言的形式通过了《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意在给出口大国施压促其贸易调整。200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产品共发起10起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2起反倾销调查,l起特保调查,频度与数量均为历史高值。中国欧盟商会报告称,到2010年下半年,以不公平贸易为由针对中国的倾销案将明显增多。   中国、美国、欧盟作为贸易摩擦的核心国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1)紧密的贸易往来关系,且中国对欧美都处于净出口的贸易地位;(2)排除邻国间的地域性贸易关系,三方之间的贸易总量最大;(3)2008年gdp排名,欧、美、中分列第一、二、四位;(4)美元、欧元为世界的结算货币;而人民币估值问题则是此次贸易摩擦的争论核心。   综上,本文选取中国、美国、欧盟作为研究对象;并首先以中美两国作为博弈主体进行分析,继而加入欧盟讨论更为复杂的决策过程。   (二)中美作为决策主体的博弈过程   1.中美对贸易摩擦的关注焦点   美方认为造成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为:(1)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带来的巨大成本优势;(2)中国政府为本国企业提供的大量显性或隐形补贴:包括各种收入税的减免、企业从国有银行获得的低利率贷款、企业债务的减免等,违背了wto原则;(3)核心原因是人民币币值低估。美方指出人民币币值低估范围介于15%-40%,虽然中国2005年7月采取措施使人民币升值2.1%,但人民币仍远远低于其应有价值。美方指出美中贸易失衡不仅仅是贸易问题,而是关系到美方长期的经济政治安全问题。   中方学者则认为美国各经济、政治利益集团的角逐推动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升温,也有观点认为美国在格林斯潘时期施行的宽松货币政策以及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导致了国际贸易失衡的局面。   虽然中美双方就贸易摩擦的产生解释不同,但所采用的对策主要有以下几种:(1)“出口策略”:国内低利率贷款,对特定行业补贴,出口退税等贸易保护政策;(2)“进口策略”:反倾销、反补贴与特保等特定调查,对特定进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等贸易保护政策;(3)“第三方诉求”:向wto提出诉求,希望对出现贸易保护的经济体做出干预;(4)“人民币汇率政策”:我国采取的“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是此次贸易保护所讨论的核心。以上四点中的前三项为中美双方均可采用并已经采用,可归结为“常规对策”;对于只有中方能够主动施行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可归为“非常规对策”,我们对此分别进行博弈分析。   2.“常规对策”下的贸易博弈   以单次博弈模型来解释两国之间形成贸易保护的研究很多,黄晓凤(2006)指出在两国之间不存在激励相容机制的情况下,两国博弈的纳什均衡必然与博弈论中“囚徒困境”的结果完全一致。中美双方最终选择的结果必然是贸易保护政策。   中美双方长期的贸易往来显然不是单次的博弈过程。有研究指出,中美双方都意识到长期合作可以克服谋取短期利益的动机,故为了获得长期利益,双方在博弈开始都会树立合作的形象。当博弈无限重复进行时,两国中的一国(以中国为例),可以采取“激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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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机制对博弈进行干预。博弈的结果是,只要中美双方有足够的耐性,{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将是无限次囚徒困境重复博弈的均衡解,为帕累托最优解。wto作为这样一种“激励相容”机制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使中美双方向“自由贸易”的选择偏移。   论文联盟http://     但是,即便中美双方存在长期往来的贸易关系,但是其却不满足“激励相容”机制所要求的长期合作条件。(1)由于双方政府有限任期的限制,且不同内阁所施行的政策有显著差别,政策的一致性与有效性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长期的贸易合作被割裂为独立的贸易阶段。此时,我们难以判断合作的始端,继而将无限次的博弈转变成为有限次的博弈,“激励相容”机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条件。(2)wto作为凌驾于主权国家的国际监管机构,受以下两方面的限制,其所建立的“激励相容”机制的可靠性有限。首先,wto的《保障措施协定》允许其成员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等一系列保护措施。在现实的囤际贸易运行中,某些贸易保护就具有了合法的外衣和可操作性。其次wto争端解决机制程序漫长,步骤繁多,这既增加了报复的时间成本,又降低了报复行为的主动性,从而不利于可信性的提高,也就难以限制主权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   此外,我们还需看到,外在条件的变化将显著改变博弈双方的选择,从而使原有的“激励相容”机制失效。在经济形势良好的情况下中美政府倾向于遵守“激励相容”机制,形成合作的局面;而在经济形势不好的背景下,更倾向于选择贸易保护政策,走向“囚徒困境”。eichengreen,irwin(2009)近期研究表明经济衰退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便证明了外在条件的改变也将改变博弈的结果。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国际经济形势极为恶劣的背景下,当中美双方均只采用“常规对策”进行博弈时,结果倾向双边贸易保护的“囚徒困境”。   3.“非常规政策”下的政策选择   人民币币值低估是美欧认为中国所施行的最明显且最具影响力的贸易保护政策。krugman(2009)指出以严重低估的价值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是导致全球贸易失衡的重要原因。欧洲央行也在零九年第三季度的报告中针对人民币估值问题进行了讨论。   人民币如何升值的问题又分为两种观点:(1)对人民币进行一次性升值;(2)对人民币进行缓慢的爬行升值。2005年在国际经济运行良好的大背景下,我国尝试使人民币进入了缓慢升值的通道。但效果是人民币的升值并没有减缓出口的速度,反而由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加快了“热钱”的流入,投机性资金的大量涌人造成了我国资本市场的“泡沫”。   汇率机制在我国仍作为一个政策工具,而不是一个由市场决定的价格变量,可以视为政府博弈选择中的重要一环。笔者选择人民币对美元一次性升值5%作为讨论对象,探讨这样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政策将如何影响博弈过程。   (1)中国政府的政策预期   短期之内,人民币升值政策将给我国东南沿海以出口为主要业务的大量中小企业带来严重打击。升值意味着压缩企业的利润空间。在很多企业边际利润率已接近于零的情况下,该政策无疑将导致占我国经济总量6成以上的中小企业的大量倒闭,同时带来大量失业人口,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其次,作为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净出口,其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就业等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自2002年开始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有明显增长趋势。2007年,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1.5%,拉动经济增长2.5个百分点。当2009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盈余同比下降30%的时候,政府为了实现“十一五”规划中所指定的年均gdp7.5%的增长目标,不得不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弥补在国际外需萎缩背景下的出口减少量,以维持既定的经济增长计划。再次,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中有超过70%为美元资产,人民币的升值将使美元对人民币、美元对国际大宗商品贬值预期增加,使我国外汇储备资产大量缩水,造成损失。   不可否认的是,人民币升值政策在短期内也有其有利的方面。我国政府在国际层面所受的舆论压力将大大减弱;中国的消费者因人民币的升值而变得更加富有;国内以进口原材料为主的企业也将受惠于人民币升值的政策。   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的政策无疑是重塑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一环。但该政策是否能够建构新的国家间政经合作模型,带来稳定的经济增长,同样值得我们深思。笔者认为以中国汇率调整作为新的国际合作的契机是“不可置信”的政策基础。pettis(2009)指出,由于中国、欧洲和美国对全球危机根源的理解有着截然不同的概念框架,各国首脑面临着不同国内政治困境,全面协调的解决方案无法实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结局。也有观点认为,由于人民币升值给我国中小企业造成的打击,是为一种“创造性的毁灭”过程,从长期来看有可能成为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调整的开端。feldstein(2009)认为,中国如果允许人民币升值,将有利于把需求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并防止通胀。人民币升值既能够缓解中国国内的失衡情况,也有助于减轻全球失衡。   我们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如果实施该政策,将在长期给中国政府带来巨大的信用风险。中国在国际层面“就范合作”的政治姿态,将为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再次出现危机时埋下中国政府“妥协”的伏笔。如果国际收支平衡没有得到改善,那么中国将承担着再次调整汇率的压力。正如我们在2005年选择了人民币爬行升值后盯住美元的策略,现在同样受到来自西方的谴责。如果中国政府在受到国际压力的情况下便会施行人民币升值为代表的“国际合作”策略的预期一旦形成,那么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将大大削弱;在国内层面,政府也会形成以牺牲本国利益来为他国政府决策的失误买单的形象。   综上,本文通过三个维度来刻画人民币一次性升值的我国政府的预期。政府的预期包括但不仅限于表中所列的情况。   (2)我国政府的目标函数及政策选择   我国的政治体制可以概括为“依存市场的集权主义或国家主义”,其决定了政府在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的特点——政府所认定的国家利益和集体目标在制定对外贸易政策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并使其服从于总量平衡、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整等国民经济管理的传统思想。   实证研究表明,促进和发展战略产业的“国家利益模型”最能反映中国贸易保护结构的政治经济决定因素,而“利益影响模型”的效果是“边际性”的,维护社会公平、减少调整成本和收入再分配的“公共利益模型”并不适用于中国的现实情况。从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来看,比较优势大、对产业需求关联强、劳动密集型、创造利润和税收多、国有企业作用小、反对势力薄弱的行业越能够获得更高的保护率。   综上,我国以保持经济增长率的政策日标,以中小企业的发展来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这些都限定了政府不可能采取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度升值的贸易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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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解决政策。决策者在可预见的短期诸多确定风险因素与长期不确定的好处的选择中,显然倾向于保持稳定、保守的汇率政策,以满足政府的既定政治经济目标。同时,政府也甘愿在国际层面承受舆论压力,而在国内获得更多的支持。   (三)中国、美国、欧盟三个主体的博弈过程   以上的分析基本适用于中美欧三方中任意两方的贸易决策博弈过程。当我们将三者共同作为研究对象时,情况则变得更为复杂。本文只分析在此框架下对我国汇率政策的影响。   论文联盟http://     当欧盟加人中美博弈的过程后,将从两个方面改变我国政府制定汇率政策的决策函数:(1)美元兑欧元的贬值预期。美国政府为了改善其国际收支状况,增加本国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采取了对欧元贬值的外汇政策以增大对欧洲地区的出口,缓解本国的高失业率、低出口的困境。这种可预见的美元对欧元的贬值等同于人民币对欧元同时贬值,我国对欧洲的出口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享受来自美元贬值的正外部性。这也解释了作为中美汇率机制的最大受害者的欧盟,同时谴责中美双方在国际贸易保护中“共谋”的现象。(2)部分转嫁国际舆论压力。我国并非主动采取行动对欧元贬值。且当美元反弹,人民币也会走上对欧元的升值通道。在国际政经合作谈判中,政府有可能将关键决策者的角色转移给美国,把矛盾转嫁给欧美双方,从而减少自身的舆论压力。   综上,当我们将博弈参与主体涵盖中美欧三方或更多时,我国更倾向于采用既有的盯住美元的稳定汇率政策。      四、结 论      在中美双方的贸易政策博弈过程中,以wto为代表的长期激励相容机制在双方政府有限任期的政治体制下,为不可置信的约束;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即便由于双方政体的不同所导致的决策函数的不同,但贸易博弈中更易达成“囚徒困境”。作为此次贸易保护争论焦点的人民币币值问题,在中美双方的博弈中,由于其将给巾方带来确定的负面影响与不确定的正面影响,故巾国政府无激励做出汇率调整的决策,以主动应对“贸易保护”的谴责。而当决策主体变为中、美、欧三方后,中方更加有激励选择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从而形成三方博弈“僵持”的局面。且由于贸易保护的结果存在于任意两方的博弈中,在国际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三方“僵持”的博奔局面直接将导致各国采取贸易保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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